“纵横世界”系列讲座第二场:黄靖——百年变局中国际政治板块的漂移与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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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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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1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半,由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主办的“纵横世界”系列讲座第二场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北京语言大学学院教授、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黄靖教授,以《百年变局中国际政治板块的漂移与重组》为主题,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深入浅出、站位高远、统筹全局的高质量讲座。
以下为黄靖教授线上讲座的视频回放及完整文字。
黄靖:百年变局中国政治板块的漂移与重组
1.二战以后全球的状况
1.1全球三大板块的分化重组
1.1.1受害国
1.1.2受益国
1.2二战后全球战略意义的重新分配
2.中国和平崛起是大势所趋
2.1欧美发生了本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2.2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性
2.3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
3.中美之争不是生死之争也不是胜负之争而是长期化的强弱之争
3.1中美之争的实质
3.2中美之争的长期性
3.3美国对中国制造压力的路径——“两个抓手,一个扇面”
4.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两个抓手,一个扇面”的对华策略
4.1总体原则——不脱钩
4.2稳定周边环境
4.3加强周边关系
5.总结
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个课题,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研究。这次演讲的题目是“百年变局中国际政治板块的漂移和重组”,以及它对现代中国继续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我们知道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别区域当中,对于国际政治中的板块而言,它的组成、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确立自己的世界观、明确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在世界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据此来制定我们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于国际政治板块和战略板块的研究是一个世界大国必有的学问。
首先讲一下国际政治和战略板块的定义和界定。实际上所谓的国际政治板块,它是由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亦或者一个地区构成的。那么我们在探讨国际政治板块和战略板块时,有三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国家的体量,即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或其影响力的大小。
第二个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倾向,任何国家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价值理念和文化构成的影响,所以在世界政治当中,都有其政治态度和倾向,与谁为敌或与谁为友。也就是这个国家在其政治观中,哪一个地方或者哪一件事情是被认为是会对其造成威胁的、对它有利或者可以作为盟友来相处的,这就叫政治倾向。
最后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它的战略位置,也就是在地缘政治中的位置。例如有些国家它虽然非常小,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考虑国际战略板块当中,也会给予很大的重视,比如马六甲海峡两旁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有的国家尽管面积和体量很大,政治倾向也很突出,但我们在考虑国际战略的时候,却不给予太多的关注,因为它的战略地位不是特别重要,比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或者非洲的南非共和国等等,这是因为虽然其国土面积辽阔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是很重要。
1.二战以后全球的状况
1.1全球三大板块的分化重组
在今天我们讨论的国际关系或者国别区域研究中,研究的战略板块的大致形成,在今天看来是在二战以后。
二战在战胜了纳粹以后形成了这么几个大的政治板块: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加拿大这一板块,一个是西欧还有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其次就是我们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大的板块,中国之外有东亚,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南亚,指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东南亚板块,以及中东,拉丁美洲,非洲。在这些板块中形成了三个大的板块集合,第一个就是北美、西欧和东亚,组成了一个反对苏联的冷战一方;另外就是苏联、东欧为一方。中国一开始在1957年以前,“一边倒”倒向苏联,是属于苏联一方的。还有当时的南亚、东南亚、拉美、中东、非洲奉行不结盟政策。1991年这一板块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苏联的垮台,使得苏东这个板块彻底地瓦解了,另一件事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高科技组织的一场战争,美国的对手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伊拉克。当时伊拉克的武器装备及其军人的素质甚至号称是超过了中国的,其已经拥有了米格-21和米格-29。这场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打伊拉克,结果不到两三个星期美方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两件大事件的发生,第一在政治上重新划分了世界政治板块和战略板块,第二在力量上确立了美国几乎不可战胜的独霸的世界地位。
1.1.1受害国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美欧、俄罗斯、中国、东亚、东南、中东、中亚、拉美和非洲板块的重大漂移。所谓的漂移,就是它产生了一些分化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在利益损失方面首当其冲,这使得今后的俄罗斯变得极其脆弱。因为苏联垮台后东欧追随西方,使得俄罗斯“裸露”在以美欧为首的敌对势力面前。所以俄罗斯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带,就决定了今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关键点,第一个是中亚,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当中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因为这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缓冲地带,失去中亚就会使得俄罗斯完全暴露。另一个是乌克兰和今天的白俄罗斯,如果失去这两个国家,俄罗斯就会处于以美欧为首的北约的威胁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在2013年俄罗斯一定要阻止乌克兰进入欧盟系统。而今天从白俄罗斯局势来看,它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最后,这就造成了俄罗斯对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发展对俄罗斯有利,而是一个稳定和平的中国,就会使得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没有后顾之忧。无论如何,中国和俄罗斯在安全利益上是相一致的。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挡住日本、美国等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国家。反对萨德系统的部署就是中俄站在一起反对美国通过部署萨德导弹改变远东、东亚战略平衡的典型例子。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易于受伤的政治板块。它是第一个在1991年国际政治板块重组中的最大的受害者。而另外一个受害者,就是印度。印度在政治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经济上走了一种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它与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是准同盟关系。一方面抵御西方,这是因为印度曾经是一个殖民国家,对西方有一定积怨;另一方面是抵御中国,所以印度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国家。而苏联垮台后,印度的国际环境立即恶化。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地成长,印度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巴基斯坦和中国及美国都有非常好的关系,就使得印度的外部环境恶化。所以印度是这次板块当中的另一个受害者,并且到今天为止,印度还没有恢复过来。另外一个较大的受害者就是中东。苏联的垮台使得它在中东的势力一落千丈,中东的战略平衡被完全打破,一直到今天,中东都无法稳定下来。本来中东的战略平衡是建立在三个支架上,第一个支架,是后殖民主义下国家的分配,第二个支架是以苏联为首的中东一派势力,第三个支架是以美国、以色列为首的另一派势力。苏联突然一垮台,中东稳定的支架破碎,时至今日,中东依然动乱不已,这就说明中东战略平衡在1991年被打破了。
1.1.2受益国
这次在1991年国际板块与战略板块的重组中,最大的受益者首先就是中国,中国受益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中国正在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苏联的垮台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安全威胁,而美国当时的政策是将中国拉入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当中,但最主要的是中国内部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中国以融入世界的方式很快地和平崛起。
第二,尽管当时日本和四小龙经济非常强大,但他们不但没有阻碍中国的发展,反而在当时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日本和四小龙尽管是当时世界发展当中一个巨大的推力,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它们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金融体系。亚洲在金融体系上始终是依赖美国的,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利好,只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稳定、美元是具有统治地位的货币,中国就可以利用自己巨大的市场,实施改革开放。在使用美元这一点上,日本和四小龙对中国只有技术优势,而他们的技术优势可以通过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来对冲。如果当时日本统治或是占有亚洲的金融系统,中国的发展一定会遭受巨大的阻碍。
第三,当时除了美国以外,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安全威胁,因为日本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它在外交和安全上是没有独立性的。而美国当时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它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所以,如果美国不对中国进行根本的威胁,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是非常好的。因此只要当时中美关系稳定,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没有阻碍的。
以上三个条件,第一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要走回头路;第二中美关系稳定;第三周边的安全环境,即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这使得中国很快地发展起来。所以中国是1991年战略板块重组和漂移中很大的获益者。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迅速地和平崛起。但是,中国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妥协——台湾问题。为了获得自己快速的和平发展。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也就是当时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坚持自己最初的立场。所以导致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第二个获益者就是日本,日本当时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是冷战的前线。苏联垮台后,日本几乎没有任何的安全威胁,而中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奉行友好政策,所以日本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日本的发展有两个最大的制约,第一个制约是尽管日本长期以来是世界第二大强国,但是日本的货币始终没有成为国际货币甚至是区域货币。在1997年日本趁着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想搞亚洲货币,由于美国的强力打压因此半途而废。日本发展中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在金融上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一点我们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而在80年代日美之间的贸易战中,美国最大的获益就是完全迫使日本放开了自己的金融保险和信贷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日本经济十年的停滞。而日本没有将1991年国家板块漂移的获益充分发挥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毕竟是一个岛国,它没有纵深的市场,所以日本必须要到海外发展,而日本在金融上又“受制于人”。所以尽管日本在1991年苏联垮台的那次战略板块重组中是一个获益者,但是它并没有将这次获益进行充分地利用。因而渐渐被当时落后于日本的很多国家迅速超越。
第三个获益者是欧洲,由于苏联的垮台,整个东欧通过颜色革命被纳入了西欧。当然留了一个很大的“窟窿”——巴尔干半岛、前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第一,因为宗教问题,这些国家奉行的宗教是东正教甚至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第二,这些国家大多是斯拉夫人,而斯拉夫人与欧洲存在一些隔阂。欧洲在1991年后迅速地整合了欧洲国家,成立了欧盟。在这里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是德国,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老的英国人非常支持“脱欧” 的原因。德国成为了欧洲大陆公认的领导者,尽管它还有很多缺陷。
另一个最大的获益者就是美国,在1991以后,美国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达到了顶点,这就导致美国国内信心爆棚,并决定以美国的模式来重塑整个世界。用当时福山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我们人类在不断地奋斗的过程中,无非有两个根本的目的,第一是获得财富,第二是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在福山的著作中,他提到了美国已经找到获得自由和财富的最佳途径,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加在一起,就有了最大限度获得财富和自由的制度,即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务,这就是“历史终结”的原因。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1994年就任的克林顿提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个全球战略就导致了全球化。当时美国主导的这一战略是为了充分在1991年战略板块的漂移和重组中获益。
1.2二战后全球战略意义的重新分配
美国是1991年战略板块漂移和重组中最大的赢家,欧洲和东亚跟着美国走,东南亚也靠向美国,中国也与美国积极合作,并将中美关系看作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在经济上跟着美国走,而拉丁美洲本来就是美国的后院,所以造成了美国一极独霸的局面。在中东本来是美苏的抗衡,而在苏联垮台后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这就创造了美国全球主义战略的一个客观的环境,美国实际是想将整个国际政治板块全部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世界的美国”或是“美国的世界”。也就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变世界,用英语说就是Americanise the world。
全球主义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价值理念的全球化,按照美国的价值理念统一全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价值;第二个是民主政治的全球化;第三个是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三个全球化构成了美国的全球主义战略。在经历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总统的三个八年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全球主义战略是失败的。全世界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国。失败的结果就是美国实力迅速下降,今天的美国与1991年的美国相比,可以看到美国实力的下降速度令人瞠目结舌。第一,价值全球化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坚决抵抗,某种意义上来说,“9·11事件”就是这种抵抗的爆发点。当然另一个抵抗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与美国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印度、越南、俄罗斯等甚至一些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国家。也就是说基本上非基督教国家都对所谓的普世价值有程度不同的抵抗,甚至包括一些民主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价值理念是行不通的。而美国的民主全球化实际上也遭到了重大的失败。民主全球化有两个大的浪潮。第一个浪潮是“颜色革命”,东欧包括苏联在内都进入了民主化程序,我们看到,除了那些在价值传承上和西欧相同的国家,它们很快被纳入了欧洲的体系,其他的斯拉夫系的国家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包括乌克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以及现在的俄罗斯,颜色革命给它们带来的是政治的不稳定、民族国家的分裂以及经济的停滞不前。第二个浪潮就是本世纪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几乎全部失败。失败的标志是政治上不稳定、国家分裂甚至消亡、经济上基本破产、社会上难民涌涌,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化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价值全球化和民主全球化都是失败的。这两个失败使得美国浪费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很多本来是美国资产的地方现在正在变成美国的“包袱”,例如乌克兰、中东、拉丁美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俄罗斯也成为了美国巨大的包袱。当时的叶利钦是一心一意跟着美国走的,普京上台以后最初也是决心倒向西方,甚至愿意以某种形式加入北约。而当普京意识到西方是排斥俄罗斯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当时的北约和欧盟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时普京才意识到俄罗斯是加入不了西方的。
美国最看重的两个“全球化”,价值全球化和民主政治全球化都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美国耗费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反而给自己背上了包袱,而这中间的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是美国过度自信的结果。当然最早出现的恐怖主义,是美国强推价值理念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过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冲突》,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也曾是我的导师之一。当时他把自己的文章拿到博士班上讨论,我印象当中当时很多不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学生都反对他的观点,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文明是在不断流动的,但是他有一点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的本质是价值理念的冲突“,而现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价值全球化和民主全球化这两点都导致了美国把自己迅速地摆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对立面。
而对美国来说,唯一成功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全球化。这里有两个力量在推动市场经济全球化,第一个力量是资本的全球化,因为苏联垮台后,资本失去了政治的藩篱与阻碍。资本涌向全世界,来掠夺人力资源。导致了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趋势。因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资源廉价并且拥有更大的潜在市场。而其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另外一个力量是制造业的全球化和国际化,这就导致了制成品和服务业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样导致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平的环境和二战以来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破产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权。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己廉价的劳力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与发达国家交换三个东西。第一是资本,第二是技术,第三是市场。通过做出这样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另外一个没有想到但是必然要发生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穷人有钱,富人有债”的一种完全本末倒置的现象。
2.中国和平崛起是大势所趋
历史发展的规律都是富人有钱,穷人有债。就像《白毛女》这个故事中所讲的那样,由于杨白劳难以偿还欠地主黄世仁的重租厚利,被黄世仁逼迫致死,连他的女儿喜儿也被霸占。而当今世界的发展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像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南非、俄罗斯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除了德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却都是债台高筑,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国家能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如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些国家虽然有着发达的社会,但是其国家的执行能力却是下降的。而对于像中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其社会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处于一个相对弱的地位,但是其国家的执行能力却大大提高了。因此,这种“富人有债,穷人有钱”规律倒置的情况则促使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完成了和平崛起,进而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政治板块在和平环境下的漂移和重组,而这一次的漂移和重组是不可逆的。
2.1欧美发生了本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这次世界政治的漂移和重组造成了以下三种结果。由于冷战后美国推动价值全球化的失败、中国的发展以及中东的混乱等因素,欧洲与美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与矛盾。这种分歧首先体现在安全问题上,美国认为如今俄罗斯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威胁,因此美国认为俄罗斯再一次的垮台对美国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欧洲来说,俄罗斯所造成的威胁是在其控制范围内的,考虑到俄罗斯的国家体量以及其作为核大国等因素,俄罗斯的再一次垮台势必会为欧洲的利益带来巨大威胁与灾难。因此欧洲希望用压力迫使俄罗斯妥协,并按照欧洲希望的方向进行发展。
这种分歧第二则体现在美欧对北约的态度上。由于美欧在安全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此美国对于北约的依赖变得日益严重,并要求北约提供大量的军事以及经济援助,进而导致欧洲对于北约的态度产生了不满,以法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纷纷要求建立独立的安全体系。
美欧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世界发展的方向上。欧洲认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关键症结是环境的恶化,因此欧洲极大地推行环保政策。然而美国仍然保留着其冷战时期的传统思维,即认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威胁是俄罗斯与中国。
美欧在伊核问题上同样产生了几乎难以调和的分歧。欧洲认为《伊核协议》对欧洲的处境十分有利,原因便在于伊核协议首先剥夺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权利,其次可以使得伊朗得以“解禁”,进而促进伊朗的经济发展。伊朗经济的发展对于欧洲有着双重利好,首先伊朗可以为欧洲提供能源,从而缓解欧洲由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所处于的被动地位。其次,伊朗的稳定对于中东实现稳定有着巨大意义,原因便在于中东的稳定有助于欧洲解决深受其扰的移民问题。而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一举动则给美欧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矛盾与分歧。
美欧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上。欧洲认为,尽管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体制上的巨大竞争,但对欧洲来说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并非政治与安全方面上的竞争,因此欧洲把中国乃至亚洲的崛起看作一种机遇而非威胁。对欧洲而言,真正造成威胁的是中国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即中国发展不对等、大力补贴国营企业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不尊重欧洲的意见等行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施行使得欧洲处于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欧洲在与中国的磋商中则十分注重公平贸易(fair trade)这一问题。例如在亚投行成立之际,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在欧洲的最主要的盟国都一致加入亚投行,原因便在于亚投行为欧洲提供了一个进入亚太经济的快车道。亚太地区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体量与欧美基本抗衡。数据显示,美国一年的GDP总值约为21兆亿,欧洲约为18兆亿,中国约为15兆亿,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总和为24兆亿。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中心由大西洋地区移向了太平洋地区。其次,中国的崛起同时也使得世界的安全中心、外交中心完成了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历史大转移。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且其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在亚太地区都是难以被撼动的,原因便在于中国是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亚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包括如日本、韩国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并且中国作为日韩东南亚等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其贸易依赖的程度不是依靠之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来决定的,而是通过产业链决定的,即双方在投资、生产、销售、利润分配等一系列方面都是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层面上,可见这种依赖性是非常深入的,因此中国作为亚太国家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是难以逆转和撼动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则导致了美国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衡。
美国自冷战以来长期所实行的战略都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制约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而美国到了本世纪初,即奥巴马于2008年执政开始,意识到了美国最重大的战略利益在亚太地区。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即日本与韩国,不能配合美国满足其战略利益。一方面日本作为二战以后唯一一个仍然生活在二战阴影下的国家,由于其缺乏外交独立权以及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完全受制于美国等原因,日本不能独立地完成国际事务中的任何一项事务。而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好处,原因便在于美国借此控制住了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试想美国如果失去了对日本的控制,那么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控制便所剩无几。这就导致了尽管日本作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其对于美国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韩国首先受制于朝鲜的威胁,再加上韩国与美国的结盟属于区域性结盟而并非全球性结盟的特点,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战略支撑国,因此奥巴马政府便提出了战略再平衡这一概念,即中国的崛起打破的之前的战略平衡,造成国际政治板块的重组大大有利于中国这一情况。而这种战略再平衡的概念演绎到现在就形成特朗普政府当今强硬的对华政策。
2.2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性
除此之外,中国的崛起造成的中国周边的国家处于一种或者在经济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赖性(如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或者在在安全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赖性(如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最大原因便在于俄罗斯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赖。当前国内的普遍看法认为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十分依赖于俄罗斯,事实上俄罗斯在安全方面更有赖于中国。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在东亚做为俄罗斯的防线,那么俄罗斯所面临的则是来源于美日同盟以及欧洲的直接对抗。再加上俄罗斯与中国经济互补这一特点,因此俄罗斯必须要与中国走在一起。这样以来,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而由于美欧之间所产生的分歧,美欧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渐行渐远的局面。而在东南亚地区,东盟起初是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而成立的组织,现在却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因此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其在中美竞争中不能选边站。
因此,从1991年起,有两股力量导致了美国的衰退,即美国价值全球化、民主全球化、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失败以及中国成功的和平崛起,进而导致了当今世界政治板块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对其所原本所认为的世界板块失去控制,即当今世界处于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板块。这种失去控制最典型的表现在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领导力大大下降。我一直开玩笑讲,今天美国的领导能力不是通过美国的正面作用发挥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破坏作用发挥出来的。美国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像其1991年那样领导全世界做正面的建设作用,而现在的美国现在的领导力更多是起破坏作用。
而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第二个变化则是欧洲由美国的同盟者开始向世界局势中不可或缺的平衡者进行转变。这种转换是美欧在很多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与矛盾所造成的。
中国的和平崛起所产生的第三个变化则是中国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的碰撞与竞争是势在必然的,毕竟中国的和平崛起导致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2.3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
中国是怎么和平崛起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不是没有先例的,世界工业化以后有很多大国从一个一般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所谓世界性的大国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农业文明中是没有的。而奥斯曼帝国、唐帝国、汉帝国、罗马帝国、印度的摩尔帝国均不是世界性大国。因为农耕文明大国向外扩张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获取更多的人民,二是获取更多的土地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由于其农耕文明没有工业化,因此其扩张是有限度的,当扩张到一定范围时,它就会开始内卷,最后垮台。如果一个大的农耕帝国扩张到权利中心下达的指令到达其帝国的边缘的时间超过三个星期,那么这个大国就到了一个极限了,再往外扩张就是往回走了。如果当年的北京城要把一封信送到今天的乌鲁木齐超过三个星期,那么它在另一个地方的统治就是不稳固的,就是经不起打击的。
而工业文明不一样,工业革命第一给了人类以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第二工业帝国它在扩张中所追求的目的也不一样。农业帝国追求的是人口和土地,工业帝国追求的是资源和市场。哪里有资源,哪里有市场,它就往哪里去,它可以实现跳跃式的扩张。因此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大国是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从那以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苏联、美国都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由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性大国。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有两个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根本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以前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如英国在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日本在珍珠港进行了偷袭,俄罗斯和美国都可以在全世界作战,这是它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中国从1978年邓小平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到今天,尽管我国的国防力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在今天仍然没有具备在全世界作战的军事力量。第二个不同是,以前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如英国挑战西班牙建立的世界秩序,德国与日本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苏联挑战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即便是美国,其在崛起过程中也挑战英国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只不过英美两国人同人同种同宗,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使得美国的挑战不是那么猛烈,最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衰落成全了美国的霸权。
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不但没有挑战当时的世界秩序,反而要加入当前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由中国人建立的,不是由中国人维护的,更不是由中国人领导的,它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以后建立的,是美国和西方盟国在维护的,更是由美国和西方盟国所领导的。所以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就是改革开放。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变得acceptable,而开放的目的则是使中国变得accessible。中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很快地发展起来,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全所未有的现实。
第一个大的现实是,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所以就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上融入了世界,但政治制度上与美国所制造的国际秩序的主流是不相容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不相容甚至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第二点,中国的迅速崛起造成了或者采取对方接受中国的模式,或者采取对方将中国和平演变的模式。正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是通过自己进入铁扇公主的腹中才把铁扇公主打败的,孙悟空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模式,如变成苍蝇等,要么就是铁扇公主将孙悟空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要么就是铁扇公主与腹中的孙悟空和平相处,而两种可能性都被对方否定。
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导致了两种模式相互竞争,而这种互相竞争导致了美国感到了根本的威胁。美国的模式叫做华盛顿模式,华盛顿模式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个价值理念的重点在于个人的权利远远重于集体的利益,即个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集体的利益只有在保证个人的权利的前提下才能满足。个人的好坏决定着集体的好坏,个人过得好集体才能过得好,先有我才有家,有了家才有国,这是价值理念。
那么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控制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双煞,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民主制,而北京共识得到越来越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以至于想模仿,在价值理念上集体和整体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和价值,集体过得不好个人也会过得不好,先有国才有家,先有家才有我,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的价值理念,所以无论是扶贫还是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理念,在这个价值理念上我们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我们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推动我们的经济,但国有体制和全国体制占主导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的能源、印刷、国防、重工业等骨干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一些轻工业、服务业都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这种混合的市场经济更符合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价值理念。
我们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华盛顿共识完全不一样。那么是中国模式更有效,还是美国模式更有效,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更有效还是北京共识更有效呢?以前世界一边倒地认为华盛顿模式是有效的,所以历史终结了。而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少证明了还有另外一条道可以走。历史还没有终结,新冠疫情更加证明可能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许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更加有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间接要求要走中国这条道路,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占了世界人口的86%左右,而发达国家才占了百分之14到15。这样一来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其地位下降,从而导致从1991年到现在,世界政治板块在和平地缓慢地漂移,自然而然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3.中美之争不是生死之争也不是胜负之争而是长期化的强弱之争
3.1中美之争的实质
今天的中美竞争是很难避免的。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中美竞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竞争?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进入世界舞台的历史不到100年,并且在这短短的进入世界的100年历史当中经历了三次大的竞争,也可以说是生命之争。第一次大争,是在刚刚进入世界舞台时和纳粹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和纳粹的轴心国之争,实际是生死之争,如果纳粹成功了,那么整个美国体系就会走向毁灭,而整个世界就会进入新的模式,所以那是生死之争,美国为了赢得这场斗争不惜与其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对头——苏联合作。不惜用原子弹对纳粹穷追猛打,这就是生死之争。这场斗争以纳粹的失败和美国的成功告终后,就形成另外一个斗争——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在美苏斗争中,第一,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是核大国,第二,实际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在一个思想体系发展出的两个极端,比如共产马克思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牙都是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以后分解出的两个思想。实际是一母同胞,不过是走向两个极端,所以这场斗争不是生死之争而是胜负之争,斗争的失败者还可以活下去,只是换一种活法而已。
那么今天如果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场竞争,它的性质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可能是生死之争,因为中国也是个核大国。它也不是胜负之争,因为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发展才是硬道理,意识形态是要逐渐淡化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不是价值理念,也就是中国并不要求所有的各国国家、民族都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既然不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就谈不上意识形态之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说过,我们中国奉行的是“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具体的做法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不是束缚于统一的价值理念之下。并且在中国倡导的价值当中有很多美国人也倡导,比如说我们也倡导平等、民主、真诚,这根本就不矛盾。所以中美之争也不是胜负之争,因为中国人胜利了,并不意味着美国人的价值理念就无法实现,我们要各美其美,但美国相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中国人始终这样认为。“天下大同”是大家都能过好日子,而不是说大家都要信儒家思想,但是美国不以为然。而且我认为美国从心理上,也不认为中国要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它跟中国打价值观念战争,只不过是为乐取得中美竞争中价值理念上的合法性而已。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斗争是强弱之争,换言之就是美国想通过这场斗争,巩固稳定美国的强者地位,让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比美国弱,然后保证美国能够获取整个世界的巨大利益。这样看来,如果是强弱之争,那么游戏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就是谁制定游戏规则谁执行这个游戏规则。在今天看来,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无非是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通过贸易战凸显中国不是美国所谓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可以拉其他国家如欧洲国家、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中国。第二个,通过打贸易战,逼迫中国接受新的并且对美国有利的游戏规则。美国希望通过中美竞争达到一个新的战略平衡,但是新的战略平衡是“In Americas terms and in Americans favor”,也就意味着新的战略平衡必须要按美国说的去做,必须要对美国有利,保证美国的权利和地位。打贸易战的第三个原因就迟缓中国发展速度,最好让中国内部产生分裂,诱发中国犯巨大的战略错误。
3.2中美之争的长期性
这样看来,中美之争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会因为美国的大选或是拜登上台就结束了。我认为如果拜登上台,中国面临的局势反而会更加严峻。拜登如果赢得了大选,对中国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拜登“按牌理出牌”,他会回归多边主义,且拜登的政策和战略都是可以预测的。而特朗普给中国也是给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带来的最大的恶果就是其不按牌理出牌并且喜欢出尔反尔。我们都知道,对于个人来说,如果知道长期是逆境,就会为逆境做准备,如果知道今后长期是好日子,也会为好日子做准备。只要能预判今后发展的趋势,日子就能过得下去。人类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今天过了好日子,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明天过了好日子,不知道后天有没有饭吃。人类感到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困难本身,而是对困难的不可掌握性。而特朗普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一个在全世界硬实力软实力都是最强大的且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可以独霸世界的国家,其政策居然变化无常,这样全世界的利益都会遭受损害。而如果拜登上台后,至少在这一点上会改变。但是坏消息就是拜登上台以后,肯定会首先搞好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拜登说“我们美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威胁是来自于俄罗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就可以松口气了,拜登的团队之所以把俄罗斯列为头号威胁的原因是因为只有把俄罗斯列为头号威胁,美国跟欧洲才能更容易地站在一起。然后再反过来对付中国。所以拜登重归多边的路线,目的是结成一个世界上能够对华施加压力的一个团体去遏制中国,按照美国制定的方向进行发展。
而特朗普今后对华的政策无非是在四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就是突出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斗,在政治上,宣扬中国是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突出意识形态之争,其目的是要打造一个反华的价值联盟,从政治上孤立中国。第二,在经济上要逼迫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发达国家脱钩,以此来阻断或者迟钝、迟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第三,在军事上以中国周边的热点为抓手,制造紧张局势,迫使周边国家因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而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本来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不愿意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如果中国跟美国的对抗强度上升,安全利益突显出来,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就不得不站在美国一边,因为他们在安全上是依赖美国的。中国再强大也不能够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毕竟这些家的历史经验就是一条:“你强大了就会欺负我”。他们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因此坚信一个大国强大了肯定欺负自己,那么为了保证自己不受大国的侵犯,就拉另一个大国来进行平衡,两个大国平衡了这些国家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些国家安全上是依赖美国美国的。最后,就是利用一切信息和舆论的手段攻击和污名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要强化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攻击。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剥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国内挑动是非、制造矛盾,诱发中国犯错。
3.3美国对中国制造压力的路径——“两个抓手,一个扇面”
在这个政治层面当中,美国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压力,并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两个抓手,一个扇面”,即南海和台海两个抓手,抓住这两个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一个扇面”就是印太战略。那么印太战略是怎么出炉的呢,为什么美国会放弃“再平衡”而走向印太战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东南亚和东亚,美国难以找到一个为美国进行战略支撑的大国。因为美国人知道美国再强大,但是以今天中国的力量靠美国一个国家、仅凭其一己之力是打不败中国的,它需要拉帮结派,需要找到一个战略支撑,毕竟美国不是亚洲国家,他是太平洋彼岸的国家。跨过太平洋过来打仗,跟中国进行竞争对于美国来说需要一个战略支撑国。而日本是支撑不住的,因为日本是个非正常的国家,并且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噩梦就是同时应付两个敌对的大国即俄罗斯和中国。日本的地域也太过于北偏,所以在这方面日本不想同时得罪中国和俄罗斯,这就限制了日本的战略价值和战略作用,而其他国家都是太小的国家,根本支撑不住。
所以特朗普搞印太战略,就想把印度拉入美国的战略之中。这就是中印关系现在特别关键的原因。所以中国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把印度推过去,只要印度保持它的不结盟政策,印太战略就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性的效果。这是搞印太战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岸击打击力量非常厉害,比如说在第一岛链想要控制和压制中国已经非常困难,因此美国想要把中国“诱敌深入”,把中国引入到深海进作战战,在第二岛链阶段,一百海里之外,中国的短程导弹,岸击力量都用不上了,必须用中程导弹,而中程导弹不仅费用高昂而且比较容易拦截,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发挥美国在远洋和深海的作战能力,从而剥夺中国一个最大的军事能力即岸击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美国搞印太战略,其目的就是从日本一直到南亚形成一个大扇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抓手,一个扇面”。
4.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两个抓手,一个扇面”的对华策略
4.1总体原则——不脱钩
应对美国的对华战略,首先中国要知道美国跟中国竞争的战略框架及路径是什么,然后不要被美国带着节奏走、不要进入美国为中国预设的战略框架。这个战略框架就是“新冷战”。新冷战有两个根本条件。第一,中美之间必须形成一个零和游戏,就是我得和你失;第二,美国必须要组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反华联盟。刚才提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融入美国创造的世界秩序中取得的,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取得的”。所以美国要打新冷战并且战胜中国就要让中国进入他为中国预设的战略框架之下。而进入这个框架之下的先决条件是与中国脱钩。首先使中国和美国脱钩然后再使中国和发达国家脱钩。
我不同意中美竞争是冷战,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跟美苏冷战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和苏联是在两个世界里进行斗争,这两个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针锋相对的,互不相容的,一个要搞共产主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一个追求自由世界,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它们是互相独立,毫无瓜葛的。而中美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和美国是在一个世界里进行竞争。中美两国都对这世界有高度的关联,都离不开这个世界。而在意识形态上,中国意识形态并不是很强。中国搞命运共同体也是基于共同利益,并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整齐划一的统治。所以美国跟中国就很难进行竞争,因为在一个世界的竞争,无法形成一个零和游戏。双方之间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为了进行真正的零和游戏,唯一的路径就是脱钩。经济上脱钩了,意识形态上才能对立。所以,美国现的路径就是通过脱钩造成中国和美国处于两个世界,然后形成新冷战。那么中国当前应该做的就是,不按照美国的路径走,不被美国带着节奏走。所以我们经常说“不对抗”,其目的不是不斗争,不对抗的目的是不按照美国的节奏走。
4.2稳定周边环境
中国要坚持与美国进行缠斗,那么稳定周边就非常重要。首先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妥协,台湾问题是美国的一个抓手。若是美国要将台独向实质性推动,那么中国一定要进行武力斗争,但是,中国不能轻易动武。武力始终是和平统一的威慑力量,打仗是最下下策。但是不打仗,不等于我们没有准备。中国现在在台湾的东、南、北三个方向进行海军演习,这就是在告诉美国我们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是我们不打仗。我个人非常反对武力统一,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时间在中国大陆这一边。但是如果美国敢于挑衅,中国是要回击的。回击的方式实际上各种各样,但目前看来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那句话“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只要美国不触我国底线,只要美国军队不进驻台湾,只要美国不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给台湾的任何好处,我们要从台独的身上找补回来。事实上,现在已经起到作用了,现在蔡英文当局对于美国的一些台独政策实际上是不敢接受的。
那么对于南海问题,简而言之,就要坚持王毅部长之前提出的外交思路——“用两条腿走路”。因为在南海问题这个抓手上,中美之间是两个层面之间的博弈。一个层面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中美之间的博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对自己有利的战略平衡,因为南海是一个支点。另一个层面是中国与另一些小国——申索国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目的是主权、领土、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而在两个层面上的力量对比是不一样的。在中美之间的博弈上,美国还是相对强大得多。而中国与东南亚小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是碾压性的强大。所以美国的战略很简单,美国是想把两个层面混合在一起。只有将这两个层面混在一起,首先美国卷入南海事务才具有了合法性,其次美国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和优势。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将这两个层面分开,首先这样就能够剥夺美国参与南海事务的合法性,再者能够化解美国的优势,使美国找不到战略支撑。事实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三条线。第一,在所谓的“九段线”问题上,我们要保持战略模糊;第二,多边合作,谋求发展,多边合作,谋求管控,在经济发展和管控危机上,我们谋求多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和东盟各国签订《南海行为准则》的原因。《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一方面是为了管控现在的危机,使得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是签订之后,使美国干预不具有合法基础。第三,双边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效管控中美在南海上的危机,能够防止大规模冲突。
4.3加强周边关系
对于周边来说,只要三个大国关系搞好,美国很难实施它的计划。第一,要与俄罗斯的关系搞好,俄罗斯与中国安全利益上是一致的,经济上是互补的,但我不赞成中俄之间结盟。中俄结盟会马上恶化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并且,最重要的是中俄结盟会使中国与俄罗斯战略目的上的差距马上凸显出来。中俄之间尽管有共同利益,但双方的战略目的不同。不结盟,大家可以共同向前发展,结盟之后,矛盾就会立刻出现。因此,中俄目前的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个界定是最恰当的,也是最符合实际的。
第二,要搞好和日本的关系,要想搞好和日本的关系,我们要明白两个日本的重大关切。首先,日本不愿意同时与中俄为敌,这是我们可以拿捏的。第二个关切,是日本想要取得正常国家的努力。因为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以前美国独霸的时候,日本依附于美国,日本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是重合的。日本跟着美国跑,将自己绑在在美国的战车上是得大于失的。而现在世界向多极发展,俄罗斯是一极,欧洲是一极,印度是一极,中国是一极,美国是一极——是很大的一极,而日本也想成为一极。这时,日本和美国的利益就开始越来越不一致,甚至越来越矛盾。比如说,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为敌,而日本不想与俄罗斯为敌,安倍多次访问俄罗斯,想与其搞好关系。在伊朗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也不一致。在中国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也不完全一致。随着世界越来越碎片化,世界越来越多极化,美国和日本最大的不一致就是美国想利用日本打压中国,日本想要利用美国来打压中国,双方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中国问题上,是日本为美国服务还是美国为日本服务,两边是存在矛盾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美国在亚太力量的相对减弱,导致美国对日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日本就希望从美国得到更多权力,实现国家正常化。但美国恰恰相反,美国对日本的依赖性越大,它越想要控制日本。结盟的首要目的不是针对敌人,而是要控制盟友。因此,双方形成了结构性矛盾。日本越来越想独立,而美国越来越想控制日本。这个结构性矛盾是非常深刻的。对此,中国在日本追求正常化问题上,需要给予理解。
其次,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原因是历史,因为日本曾残忍地侵略过中国。中国不相信日本的源头在过去,而日本不相信中国的源头是将来。日本明白自己对中国犯有战争罪行,中国越是强大,日本就越是担心中国会进行报复。如何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互信,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要报仇,而是要维护今天的和平”。这句话是有深刻意义的。这是告诉日本,我们中国记住过去,是要维护今天的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句话要让历史来证明。如果我们了解了日本的两个关切,把握住战略不互信的原因,我相信中日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中日再战,互相为敌,既不符合中日利益,也不符合亚洲利益。
印度对于中国也是一样,印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不与中国为敌。印度明确表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从喜马拉雅山搬走。如果印度与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为敌,那么印度将难以发展,这是印度的底线。尽管中印之间有着巨大的边境冲突,但仔细观察近年来印度的政策,实际上它不愿与中国为敌,而中国的底线是中国不愿将印度推向对立面。只要印度不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走,印太战略就只是个空架子。只要中国能把握好这些,基本上可以应付两个抓手和一个扇面的压力。
接下来,中国要加紧和欧洲搞好关系,利用好中国和欧洲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四点上和欧洲有共同利益。第一,中国和欧洲都奉行多边主义政策;第二,中国和欧洲都认为环境污染是全球最大的关切;第三,中国和欧洲在反核武扩散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第四,中国和欧洲都有合作的愿望,都不愿意打仗。
5.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今天要走的路有三条。第一条,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跟着美国的节奏走,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不脱钩,坚持和世界抱在一起,世界好了,中国才会好,这也是习近平主席说过多次的。第二,推动多边主义,积极维护和完善在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防止主要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站到美国一边,不需要这些国家站到中国一边,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只要它们不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中国就不会败。最后一点也是中国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中国不要在发展中犯战略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古语有云,为大国者,不自败者,胜。作为一个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那就是胜利者。反观今天的美国,为什么1991年处于顶峰的美国到今天,它的实力快速衰退,其原因就是美国自身犯了一些错误。
最后,我们仔细思考,中美之间尽管已经是竞争的势头,但实际上无论对美国而言还是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最艰巨的挑战和最大的困难都来自于自己的内部。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美国对华强硬,而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对美国而言,也是如此,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崛起,而是来自其于社会内部。双方都可以利用对方的压力来促进自己内部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竞争实际上是双方重新整顿内部的赛跑。谁先将自己的内部整顿好,谁就将在这场竞争中占主动权。最后我相信,既然中美之争是强弱之争,那么最终中美双方还是会坐下来进行谈判,最后和平共处。那时中美才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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